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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手机”的价格逆势此次特别显眼，首先源于其最初市场定位在“务实”“性价比”上，与苹果这类高智性、奢侈品营销模式的产品形成了差异优势；其二也是因为在日用消费品消费普遍降级的背景下，手机价格普涨却依然销量不减，“三折叠屏”等高端机型更是迎来了“百万人排队”“黄牛围堵”的消费场景，着实形成了风景独好的场面。实际上，这种冷中独“热”的反差，恰是手机能逆势涨价的深层原因。

智能手机背后的技术媒介，已经是现代人的生活世界本身，是现代人一切经济社会关系的总体。2010年，在美国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的背景下大发体育投注官网，一家服务公司CEO在接受BBC采访中说，面对失业或经济萧条而不得不勒紧裤带的时候，人们倾向于去做的第一件事是消减在奢侈品方面的开支，15年前，为了省钱，手机可能会是第一批要消减的东西之一，“而今天，手机则会是人们最后才会放弃的一样东西，因为它在个体融入经济和社会方面扮演着核心角色。”越是在个体与家庭经济严峻的时候，越不能与手机的世界失去联系。

也就是说，消费降级及其所指向的经济挑战，反而会客观强化手机的不可或缺性，会强化其在信息获取、社交维系、媒介生活的关键作用。比如，越是这样的时候就越会有更多的人进入短期择业、零工市场，手机是维系这类工作资讯的唯一纽带；比如，还会有大量再就业人群进入直播、短视频等线上劳动领域，手机更是线上职业的基本“劳动工具”。这样的消费者，恐怕正是国产手机的用户画像。

光明网评论员曾在此前的文章中提出大发体育投注官网，工业时代形成了一些消费品分类传统，比如分为汽车、电器这样的耐用品和食品日化这样的非耐用品，再比如分为便利品、选购品、特殊收藏品等等。智能手机也正在上述分类之中被定义和观察。但在媒介生存的视野下看，一般性的商品消费很难与技术媒介相关的消费相比，因为后者既非传统的需求性消费，也非单一的炫耀性消费，而是在建构现代人的生存体验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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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全面抗战进入第四年。陈嘉庚带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考察，时长达9个月，足迹遍布15个省份。其中，5月31日至6月8日，陈嘉庚在延安的访问和调研，成为他生命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曾悲观认为“中国要转弱为强，必须再等半个世纪才有希望”的他，为何在短短9天的行程后作出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他在延安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以至于改变了他对中国未来的看法？

1937年，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达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确立。陈嘉庚在新加坡组织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募集巨款，动员华侨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担负起滇缅公路抗日军运任务。1939年，中国沿海重要出入口失守，华侨回国困难，不清楚国内状况。陈嘉庚于当年12月6日电函蒋介石，表示将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考察。

“民族复兴是陈嘉庚从始至终的愿望，在与中国共产党同行之前，他已在实业、教育等方面探索救国之道。他最初是将抗日的希望寄托于国民政府的。”宁一说，“但他为何在9天之后得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通过这次展览，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嘉庚先生的眼睛，帮助观众了解1940年在中共领导下延安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卫生和侨务工作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他亲身体验到的‘延安精神’。同时，我们也想通过陈嘉庚的视角来比较延安和重庆。当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时，不禁会问：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为什么是历史的必然？这个展览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答案。”

在本次展览的展品中，有一份1940年7月从印尼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汇往重庆的特殊汇款单。收款人是慰劳团第一分团成员甘进德，汇款人是其家人甘振坤，汇款总额为“国币”700元。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期间，陈嘉庚要求慰劳团成员费用自备，并多次叮嘱团员们要节约、耐苦，所到之处尽量起居简单，膳宿费自理，不可多耗各处招待费。

“我们的展览有两条线，明线是以嘉庚先生的眼睛和文字记录看延安，而暗线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侨务工作开展情况。”闫媛媛表示，“嘉庚先生并不是突发奇想去延安的。张楚琨送的《西行漫记》，在重庆时叶剑英、林祖涵、董必武、邓颖超等中共重要领导人与其见面、洽谈等等一系列工作，都为他的延安之行埋下伏笔。”

“60多年前嘉庚先生倡建博物馆，可见其前瞻性和创新精神。今天博物馆举办各种以‘侨’为主题的展览，讲好华侨故事，传承华侨优良传统，都是在用实际行动传承‘嘉庚精神’。”宁一表示。10年来，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一直致力于发挥博物馆的职能，通过展览陈列、社会教育、藏品研究、开发文创等途径，深入挖掘“嘉庚精神”的内涵，向公众讲述华侨华人的历史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