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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南宁分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余元强称，为提高救援能力，基地依“精一、通二、会三”思路加强科技救援力量建设，结合分队装备实际，让每名战斗员确定精专方向、明确会用种类，确保做到5+ N(“5”包括人人是应急救援员、会驾驶冲锋舟、会用大功率排涝车、掌握一门重型设备操作、会用地震救援工器具，“N”指掌握高精尖设备、电力技能操作等)。

10月30日，武汉救援基地队员在梁子湖开展拼接水上动力舟桥、冲锋舟行进、自扶正激流救生艇操作等训练。韦桂余曾是基地的一名汽车修理工，随着基地装备的不断完善，有了掌握更多技能的想法，完成本职工作后主动学习，如今已经掌握动力舟桥等多项技能。武汉救援基地主任张卫华表示，该基地应急救援员专业技术资格认证率达90%，“精一、通二、会三”的技能救援员比例逐年上升，一专多能率达100%。

近年来，南宁(那马)救援基地先后出色完成2019年“7.23”水城特大山体滑坡抢险、2020年“7.08”松桃山体滑坡抢险、2021年“7.20”河南郑州特大洪灾抢险、2022年贵州金支泥石流抢险、2024年云南镇雄山体滑坡、湖南洞庭湖决口等重大抢险救援演训任务；常州救援基地转企后圆满完成江西鄱阳中洲圩决口封堵、京津冀特大暴雨灾害抢险、青海民和抗震救灾等30余次重大应急抢险任务；武汉救援基地6年来，奔赴6省18地，执行多样化抢险救援和保障任务近3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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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审刑事判决书披露，刘某某于2006年7月出生，初中肄业beat365，案发时年仅17岁。经审理查明，2023年4月左右，被告人刘某某得知李晓霞与多人发生过性关系，萌生想与李晓霞发生性关系且带其卖淫赚钱的想法。当年4月22日下午，刘某某通过QQ联系李晓霞发生了一次性关系。此后，刘某某又与李晓霞发生过两次性关系。

除廖某某外，还有7名成年人通过刘某某介绍进行嫖娼，对李晓霞进行了强奸。据一审刑事判决书披露，在公安机关查获此案件前，共查明龚昊东、罗伟、王泽宇等7名嫖客，刘某某获利9500元。在此期间，李晓霞表达不愿意卖淫时，刘某某以分钱或谎称是最后一单为由多次哄骗、纠缠李晓霞继续卖淫，并指使李晓霞的男朋友罗某某将李晓霞约出来，再带其卖淫等。

根据我国刑法及2023年6月1日实施的《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相关规定，知道或应当知道对方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而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对于不满12周岁的被害人实施奸淫等性侵行为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受害人，从其身体发育状况、言谈举止、衣着特征、生活作息规律等观察可能是幼女，而实施奸淫等性侵行为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

2024年5月18日，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与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简称：“女童保护”）发布《“女童保护”2023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分析报告》，2023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8岁以下）案例202起，受害人数517人（在未表明具体人数的案例中，未提及人数数量的按1人计，“多人”按3人计，“十几人”按15人计，“几十人”“数十人”按30人计），年龄最小的不到1岁。

“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告诉澎湃新闻，根据“女童保护”近几年的统计报告可以看出beat365，近年来，未成年人性侵犯罪案例比例上升。根据“女童保护”2023年的统计数据，202起案例中有56起表明了施害人年龄，施害人为未成年人的有12起，在总案例中占比5.94%，与往年数据相比有较大增幅。在2023年本年度案例中，施害人年龄最小的仅9岁。

佟丽华说，过去这些年来，国家在未成年人保护的立法政策改革方面，比如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少年审判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当下我们非常缺乏一个针对孩子咨询服务的平台，不能专业、有效、及时地提供服务。有时候孩子们在线上接触到一些不良信息，甚至是性引诱，也可能在线下受到伤害，并不愿意把相关的情况和父母老师讲，这就可能导致侵害继续发生，并且有遭受更大伤害的风险，犯罪分子也会逍遥法外，去伤害更多的人。这时候需要一个可信赖的第三方平台，对遭受侵害的女童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告诉她这个行为的性质，以及下一步她自己应该注意的问题。

孙雪梅还指出，无论是城市儿童还是农村儿童，均有被性侵的风险。“女童保护”统计的2023年媒体报道的202起性侵儿童案例中，有134起表明了城乡地域分布。在这134起案例中，发生在城市的72起，占比53.73%；发生在县城的45起，占比33.58%；发生在农村的17起，占比12.69%。这与往年数据趋势基本一致。这组数据反映的问题是，“城乡发现率”的不均。城市地区儿童比农村地区儿童受到更为密集的来自家庭、学校及社会的监护。受人们观念认知、司法完善程度、媒介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农村地区儿童遭遇性侵的案件更不容易被发现，更难进入司法程序，更难进入到大众视野中。

孙雪梅建议，对于防治儿童被性侵工作需加强对家庭内部性侵害的监控和法律干预，为受侵害未成年人更完善的兜底保障制度。例如落实政府部门、检察院、妇联、共青团等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加强社会服务机构对有潜在风险家庭的定期访问，提高社区对此类问题的敏感性和响应速度。同时，教育部门应加强对儿童及其家庭的性教育和权利教育，确保儿童了解自身权利，知晓在遭遇侵害时的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