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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4月，梁光烈同志任陆军第1军1师2团工兵连副排长，次年3月任排长。1963年7月任团作训股参谋，分管军事训练，他刻苦钻研，很快成为独当一面的优秀参谋。1966年2月任1师工兵科参谋c7电子，同年11月任1师作训科参谋，他长期深入一线，指导部队创造出许多灵活有效的训法战法。1970年2月，梁光烈同志任武汉军区作战部作战科参谋，1974年12月任作战部副部长。他在武汉军区作战部工作近10年，全面锻炼成长，先后参与组织部队调防、徐海地区战役勘察、冬季千里野营拉练等重大任务，为军区军事斗争准备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79年2月我国边防部队实施对越自卫反击战，他作为武汉军区作战部副部长与43军127师前指一起行动、亲历战场，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思考战争、研究战争，为日后成为卓越的高级军事指挥员奠定了坚实基础。

1979年7月，梁光烈同志任陆军第20军58师副师长，1981年2月任58师师长，1983年5月任20军副军长，1985年8月任20集团军军长，1990年6月任54集团军军长。在20军和20集团军工作期间，他狠抓军事训练，大力推行新兵训练体制改革试点，进行“先训后补”体制改革，把集团军打造成全军训练改革“试验田”。在54集团军工作期间，他探索开展新纲目训练试点和夜训试点，抓好应急机动作战部队建设，各项工作成绩突出。在15年军师职领导岗位实践中c7电子，他坚持实战实训、开拓创新，推动部队战斗力大幅提升。

1993年12月，梁光烈同志任北京军区参谋长，1995年7月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97年11月任沈阳军区司令员，1999年12月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在北京军区工作期间，他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组织重大战役演习训练，大胆尝试新的作战形式和战法，为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作了重要探索。在沈阳军区工作期间，他响应中央军委科技强军号召，带领部队圆满完成了总参谋部赋予的“辽阳集训”任务，为全军开展群众性科技大练兵活动起到了示范作用；1998年嫩江、松花江流域出现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灾，他在一线带领军区10余万官兵抗洪抢险，为抗洪抢险胜利作出重大贡献。在南京军区工作期间，面对台海紧张局势，他组织加紧进行军事斗争准备，开展大规模海上练兵，构建攻防一体战场体系，推动反“台独”军事斗争准备和部队全面建设迈上新台阶。

2002年10月c7电子，梁光烈同志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2002年11月任中央军委委员。在世界战略格局发生重要变化、国家安全发展面临威胁的时代背景下，他敢于担当、富有创见，组织研究提出一系列重要军事方略，谋划实施一系列重大军事活动。他带领总参谋部，组织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拟制军队建设发展中长期规划，筹划并指导全军进行反“台独”军事斗争准备，牵引带动了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全局。他推动实施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主持研究拟制调整改革总体方案和配套文件，在解决军队体制编制结构性矛盾方面取得重要突破。他组织力量深入研究信息化战争特点规律，拟制军队信息化建设规划纲要和加强军事斗争准备中信息化工作的意见，深入展开综合集成建设试点，开拓了全军信息化建设新局面。他大力推动一体化训练试点，组织召开全军军事训练会议，有力促进了机械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的战略转变。他领导实施一系列全军性重大实兵实弹演习，以及“和平使命-2005”、“和平使命-2007”等中外联合演习c7电子，为提高我军实战能力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2008年3月，梁光烈同志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参加国务院党组工作c7电子，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边海防委员会主任，分管国防动员、边海防和军事外交工作。他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策指示，积极推进国防动员建设，向党中央提出新形势下国防动员发展思路建议，推动出台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拟制国防动员建设发展“十二五”规划，深化军民融合式发展，大力提升国防动员应急能力，赢得军内外广泛称赞。他作为首位兼任国家边海防委员会主任的军队领导，开展为期56天的边海防大调研，推动出台加强边海防工作的意见c7电子，完善边海防基础设施，全面巩固我国边海防安全稳定。他在对外工作中讲政治、讲原则、讲方法、讲效果，积极推动我军与各国军队友好交往，成功主办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东盟防长扩大会等，推动书写了军事外交新篇章。

梁光烈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坚强的党性，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人民军队建设奉献了毕生精力。他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坚定政治立场和高度政治敏锐性c7电子，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经受住了各种大风大浪的考验。他有勇有谋，在重大军事行动和抢险救灾中c7电子，不怕牺牲、顽强斗争，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充分展现了非凡胆略和大无畏革命精神。他担当作为、锐意进取，在我军改革创新中勇当开路先锋，实践探索并总结推广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治军带兵经验。他勤于学习、善纳群言，注重调查研究，工作严谨细致，一贯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他待人宽厚、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在生活上从不搞特殊，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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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29被称为“气候融资”大会，各方在气候融资议题上能否达成一致将成为未来评价这次大会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在大会开幕首日，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官方首次晒出超1770亿元人民币的气候南南合作资金，希望为这次关于资金谈判的大会提供积极信号。但有部分国家认为中国也应该成为这次新的集体量化资金目标（NCQG）的出资方。

压力来自于c7电子，COP29应该是在气候变化谈判进程中很重要的一届大会，重要性体现在，去年COP28历史性地达成了要开启一个以公正、有序、公平方式脱离化石燃料的能源转型进程，以便实现2050年全球净零排放。这个进程启动以后，对于一大批发展中国家而言c7电子，因为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困难，如果得不到外部资金的支持，就很难实现自身的转型。

在11月5日美国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当选。由于特朗普在上次当政期间退出《巴黎协定》的惨痛教训，国际社会普遍担心明年1月20日特朗普上任后是否会再次退出《巴黎协定》，这成为影响这次谈判信心的一个因素。尤其是以欧盟为首的其他发达国家会担心，美国是否会参与下一步发达国家集体量化资金额度的分摊，所以这是不好的现象，也是阴影之一。

另外一方面，这次大会从开幕的头一两天，有少数欧洲国家因为与COP29主席国政府在政治上的分歧，出现了一些口角上的纷争，这也给这次会议造成了很不好的气氛，让大家很担心欧盟国家会不会支持大会顺利进行，会不会影响这次大会取得一个好的结果？所以这两天我见到欧盟的朋友和欧盟代表团成员都会问到这个问题，我对他们说欧洲国家特别是欧盟一直是气候变化全球合作的领军者，你们要重视气候变化全球合作，要把这届大会看作是缔约国的大会，而不是东道国的大会，你们要重视这次大会的成果，欧盟要承担引领作用，要放下与东道国在个别问题上的分歧，因为你们之间的这点争议与大会是否会取得好的成果相比微不足道。

刘振民：过去三十多年的气候变化谈判中，中国一直是积极推动多边合作，积极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力量。但我们要看到，气候变化谈判的特点，主要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集团性质的谈判。在集团性质的谈判中，大国还是有重要影响的，所以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一个大国，我们既要为我们的影响和作用感到自豪c7电子，同时也应该看到，我们所维护的不仅是中国的立场，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我们维护的是多边主义和全球合作的立场。

但是中国代表团会坚定不移地推动谈判进程往前走。我们也推动有关国家要进一步认识到，这届大会必须有成果，必须要有好的成果。因为这届大会的成败关系到整个《巴黎协定》所开启的全球气候变化包容性合作进程是否中断的问题，许多国家也高度重视这一问题。现在谈判进程过半，我们希望在剩下的一周时间内完成谈判，如果各国能够加快行动，还是能够使这届大会取得好的成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