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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杨妞花在接受采访时提到,除了希望判决余华英死刑外,还提出了920万元的民事赔偿,“920万只是一个数字,我们都知道人贩子根本就给不了,但该提的还是要提。可能她连3万块钱也给不了我们,但数字一定要提高,这是对其他人贩子的一个震慑”。那么,在拐卖儿童案件中,关于民事赔偿的范围和金额一般是如何确定的?

一是实际损失。民事赔偿的主要目的是弥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包括针对被拐卖儿童本人的人身损害赔偿、针对被拐卖儿童家庭的侵权赔偿。具体到余华英案,就被害人及其家庭所遭受的实际损失而言,其所要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包括受害儿童的人身损害赔偿,受害家庭因被拐卖而直接产生的经济损失,如寻找孩子的费用、被拐儿童寻找亲生父母的实际支出费用等。

记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规定,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导致父母子女关系或者其他近亲属关系受到严重损害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规定的严重精神损害。严重精神损害该如何定性?其与赔偿金额、范围的确定有什么关系?如果非严重精神损害,是否也可以获得民事赔偿,金额怎么确定?

在我看来,主张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即构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观点,容易导致精神损害赔偿的滥用。首先,从法律角度来看,严重精神损害的认定需要遵循一定的法律标准和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应当综合考虑受害人的心理状态、行为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等。因此,不能简单地将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等同于严重精神损害,还是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判定。

其次,从现实来看,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的行为确实可能对被监护人及其家庭成员造成严重的精神痛苦和心理创伤。然而,这种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可能因人而异,是由受害人的个体差异、家庭背景、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因此,在认定严重精神损害时,需要充分考虑受害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求。赔偿金额的确定通常依赖于多种因素,包括被监护人的年龄、受害程度、监护人或近亲属的精神痛苦程度、犯罪行为人的过错程度等。

强化司法保障。一方面严格司法审判,确保受害者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对于符合赔偿条件的寻亲费用,应依法予以支持;另一方面加大执行力度,加大对拐卖儿童犯罪分子的财产追缴力度,确保赔偿款项能够及时到位。与此同时,建立执行监督机制,对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和评估,确保赔偿款项能够真正用于受害者的生活和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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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北京11月1日电 (记者 张素)“爱心云备灾计划——博爱云备灾博爱赈济券项目”启动会10月31日在北京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该项目将在北京的社区开展试点,通过发放“博爱赈济券”的形式为群众提供响应灾害的资金援助,支持群众根据自身需要购置备灾和灾后生活物资,以期在灾后更快回应群众特别是老人、儿童、母婴等特殊群体的需求。

“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指导下,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开展过‘红十字以工代赈’的现金援助项目,取得过明显帮扶成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理事长贝晓超说,启动“博爱云备灾博爱赈济券项目”试点正是赈济救助模式的重要补充,也是运用数字科技和数字化支付助力满足受灾群众个性化、多元化需求的创新实践,成为赈济救助项目领域的又一有力模式。

“通过数字化手段建立高效、灵活且可持续的政社协同应急响应机制,对于推动救灾物资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尤为重要。”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葛燄说,发起“爱心云备灾计划”,将探索建设数字化备灾能力,并建立地方相关政府部门、爱心商户、属地社会组织配套的救灾应急响应机制,形成规范化、标准化、可复制的建设方案,进而推动该项目在灾害多发区域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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